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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车牌号50选1诀窍:书摘|舆论名利场:大众为何对桃色丑闻趋之若鹜?

    日期:2019-04-15 来源: 评论:

    陕西11选五开奖结果查 www.fqpb.net [摘要]本文节选自《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作者:[英] 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译者:杨朗,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8世纪见证了一种新型媒体文化的诞生,在其中,私人事务与个人观点都得以前所未有地公之于众。此一进展推动了公众更加自由地讨论性事务,...……

    本文节选自《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作者:[英] 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译者:杨朗,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18世纪见证了一种新型媒体文化的诞生,在其中,私人事务与个人观点都得以前所未有地公之于众。此一进展推动了公众更加自由地讨论性事务,扩大了放荡女子的名声,并且为操纵舆论提供了新的条件。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这一时代的小说,以及当时很多其他写作样式之中。这就指向了新的性观念之第三个来源——人们在个人身份及其公共意义上发生的观念转变。

    从一个层面来说,这牵涉到一种人格观的转变,传统观念认为,人格首先取决于个体行为,而新观念则大异于此,主张人格的核心存在于个体某种被隐藏的深刻感受与私人事务之中。越是其他人难以自然察觉的,越有可能蕴藏着人格之中的此类关键信息。正如文学批评家休·布莱尔所言,一个传记作家记录传主的私生活不仅适当,而且必要,因为“通过私人生活,通过家庭、室内以及似乎琐碎的事件,我们往往可以最切近地了解个体的人格”。约翰逊博士也赞同:传记作家最深刻的洞见来自其“将思想导入家庭的隐私,并展现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摒弃外在的表象”。正是基于相似的原因,卢梭在他的自传(出版于1782年)中着意强调了他的性感觉与性行为?!叭绻业纳嬖谧拍持郑ㄎㄒ坏模┣樽?,可以勾勒我的人格,”他在一篇自白的开头宣称,“那就是我将要讲述的……不论你是谁,若是想了解一个人,只要鼓起勇气阅读接下来的两三页,你就会完全认识J.J.卢梭?!彼孀湃嗣怯⑶康魉饺饲楦械闹匾?,这就成为了现代性观念最重要的基本预设之一。人们不再认为只有个体的性行为才反映了此人的性情,而是日益主张每个人本质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性意识,而这塑造了其外在之人格。

    此种观念变迁的另一个表征就是,在许多思想活动的领域之中,真理不再被认为存在于总体与普遍之中,而是蕴含于个体和特殊之内。这一趋势源自发端于17世纪的哲学大众化思潮,由笛卡尔、霍布斯、洛克以及他们在1700年之后的继承者所引领。人们不再以沿袭的假说与所谓内在的观念为思辨之基础,而是逐渐形成了一种逻辑的理想,即不去接受任何未经考察的说法,唯一依赖的乃是自己对于事实的观察。因此,对于细节的经验考察就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它不再只是一种确证普遍真理的工具,其本身更是一种目的,乃是真正知识的基石。

    正如文学批评家长期以来所称道的,在哲学和美学中的这些潮流,与同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之间,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对应关系。18世纪早期的小说也将一种影响深远的描写现实的全新方式引入了文学,旨在通过细节展现真实,其角色应该与现实人物无所差异,而其真相要通过逼真的描述展现出来。与此相类的视角变化触目皆是,不仅仅见于报纸与其他形式的媒体,而且也见于一般的社会叙述。

    在整个17世纪,一如前代,卖淫习惯上通过“妓女”、“荡妇”、“城市小姐”等脸谱化的角色来表现。当作家描述个别的罪人时,他们同样关注的是将其人与普遍的法则相对应,而非强调其个体特性。即便是约翰·邓顿于17世纪90年代创作的《夜行者》,其在很多方面虽堪称新闻写实主义之先锋,但个中的妓女与浪子实际上仍是无名的角色。如果强调这些人的特殊性,就意味着削弱他们的普遍性与典型性??傻搅?8世纪则截然相反,个人细节的展现如今完全被用来突出叙事要旨。正是此种使社会现象个体化呈现的要求,可以解释诸如为何18世纪中期的性慈善机构如此热心出版忏悔者个人的书信与故事,以及为何人们这样热衷于那些不知悔改的妓女们的所谓传记与回忆录。如今我们对于这种认知方式已习以为常,不以为异。我们主要通过了解特定的事例来增进我们关于通奸、强奸或婚姻破裂等事项的知识,我们对于具体事例了解得越详细,就觉得自己对于现象之整体理解得越到位。不过,只有到了18世纪,这种对待个体故事的方式才成为主流。

    这一进程显然是逐步的,并且绝非整体性的。一切关于社会与两性关系之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皆有赖于普遍与非个人化的原型。早先的传统在谈论妓女与浪子时,运用的都是抽象化的人格措词,这在18世纪亦所在皆是,文学中也满是象征化的名字,印刷品上充斥着讽刺性的陈词滥调。实际上,对于个体故事的兴趣并非新鲜事物。具有关键性的,毋宁说是当时的重心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变。虽然17世纪不少有关不道德行为的作品充斥着各类妓女与嫖客,但较之当代,古典与《圣经》的事例一直拥有着更高的权威。只有在1700年之后,人们才主要或完全依赖现代的典型。而且,无论真实还是虚构,这类关于个体的叙述如今都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实际意义。此前描述个体生平,只是为了确证由神法或自然法设定的行为模式,而18世纪对于特定人物的描述则逐渐倾向于强调其人的个体性,即使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出普遍的结论。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1700年之后掀起了一股有关私人生活之故事与资料的出版热潮。最早出现的一批小说之独创性与吸引力,不仅在于所谓的现实主义,更在于其自称是私人记录与秘密写作的公开发表。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自称为一部真实的“私人历史”,一部取自女主角“本人所撰写之备忘录”的自传性叙事。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杰克上?!芬约啊堵蘅松耗?,幸运的情妇》也是此种模式,而此后其他无数题为自传、回忆录或实录的故事亦复如此。有关妓女之真实生活的记述亦置身于此种潮流之中。早在1723年,林肯郡的诗人与小说家简·巴克就将此类记述与各种虚构作品等量齐观,她认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记录是关于“鲁滨逊·克鲁索与摩尔·弗兰德斯,杰克上校与萨莉·索尔兹伯里”。

    此时期还兴起了一股影射小说(romans àclef)的潮流,这类作品据说揭露了当代名人尤其是政客的桃色事件。应当说,这并非一种全新的文体。玛丽·若斯女士《尤瑞妮雅》一书的复杂情节即包括了对于近期宫廷丑闻的隐晦描述,而此书乃刊于1621年。17世纪80年代中期,阿芙拉·本分期发表了《一个贵族给他妹妹的情书》,据说这是辉格党阴谋家瓦克的格雷勋爵与妻妹亨丽埃塔·贝克莱夫人的通信,他们这对不伦男女的私奔曾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如此,只有到光荣革命以后,随着政党讽刺愈发自由,这类文体才在英国真正确立。此时出现了无数辉格党人对于“秘史”以及近代斯图亚特王室成员之性乱的回忆作品,而托利党作家则制造了一系列针对辉格党古今名人的尖刻攻击,代表作即是德拉莉韦尔·曼利臭名昭著的“秘史”与“秘闻”。

    书信,另一种私人写作形式,同样以新的方式发表出来。显然,古典时代已存在书信体小说,而且私人信件也曾流通于世。在16世纪,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者像后世的学者与活动家一样,通过书信的广泛公布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君主和主教亦是如此。在17世纪,政治事件的信息是靠新闻信札来传播,当时出现了一股颇有自负意味的风尚,即论战之文以由某君致某君之“一封信”的形式出现。只有到了18世纪,才形成了一个出版私人信件的庞大市场,不论信件是真是假,都被作为一种接近他人私密生活之途径。我们已知晓当代的报纸与杂志十分依赖其与读者之间的通信。通过印行某个人的私人通信来讲述故事,也成为了小说家一种惯用的手法,尤其是在描述爱情与欲望时。据估算,在18世纪,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小说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书信写法。

    总之,当时出现了一股对于真人传记的热潮。18世纪开始大规模涌现传记辞典、定期讣告、书信的搜集以及回忆录的出版?!懊挥心闹肿髌繁却歉兄诙胤缁?,”在1750年约翰逊博士如是说,“因为没什么比它更有趣或更有用,更能凭借无法抗拒的魅力来吸引人的心灵,抑或比它传播得更广,以教导人如何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从容应对?!奔幢闶亲钇胀ǖ纳?,“没有一点儿波澜”,也值得付诸剞劂,因为理解了他人,我们必定也会更好地理解自己:“我们都基于相同的动机行事,被相同的谬误所欺骗,都满怀希望,又被危险所阻碍,陷溺于欲望,沉迷于快感?!辈皇撬腥硕荚尥己惭反朔杂谌诵缘姆治?。有些读者与自传者更强调个性的奇崛与独异之处,不过最终结论仍然是一样的。至1800年左右,较之一百年前,公众认为其生平值得一观的人物在范围上已极大拓展,并且阅读古今人物之私事与搜集他们的肖像已然成为了某种全国性的消遣。

    传记范围的拓展,把我们引向了此时期性与宣传观念之转变的最后一个表征:先前的臭名昭著之辈在此时声誉渐长。传统上,传记具有道德之目的。圣人、烈士、王者、牧师及其他贤人的生平被尊为道德之楷模,而那些暴君与凶手的生平,习惯上则被用来警示罪恶之诱惑与上帝之意旨。在18世纪,这些主题依然重要??捎捎谌嗣强记康鞲鲂杂肴烁?,以及我们曾探讨过的其他一些社会进程,历史上首个名流时代诞生了。

    “名流”(Celebrity)是一个难以确切定义的概念?!癱elebrate”这个单词的诸多形态皆古已有之。早在14世纪,我们就能发现乔叟形容赫拉克勒斯“以其辛劳而受人赞美”,而到了17世纪,人们已经习惯于写某人“celebrate”或“celebrated”,意思是著名的或有声望的。至于“celebrate”一词确切具有使某人闻名的含义,同样出现在这一时期,并且经过19和20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其结果则是,如今“celebrity”一词往往意味着一种特殊且次要的声名,其主要在三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它是一种个体化的名誉,不同于那种位高权重之人所享的声名,例如君主,也不同于那种伴随着惊人成就而来的名望。其次,它本质上转瞬即逝,虽然也有可能持续得较长。第三个方面,也是其结果,即它特别依赖于定期宣传。正是在18世纪,随着此种曝光机会的增多,这种短暂且依附于媒体的独特声名,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其根源可以追溯至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出版界出现的最早一批职业写作。正是在这一时期,职业写手才开始能够养家糊口,他们大量炮制出传单与小册子公开售卖,不久,一些作家也为了宣传书籍而屈尊推销起自己。根据《牛津国家传记辞典》,我们可以将伊丽莎白时代的小册子作家罗伯特·格林(1558—1592)视为“英格兰第一位名流作家”。而“流水诗人”(Water-Poet)约翰·泰勒(1578—1653)这位最早的传记家,则将此人描述为“第一位现代‘名人’,很擅长操弄媒体,并且‘空有虚名’”。当百年之后第一批女性职业作家登场时,她们不论自愿与否,其私生活往往会引起公众更广泛的兴趣(尤其是对于阿芙拉·本、德拉莉韦尔·曼利与伊莱扎·海伍德这样的人,关于其私生活之流言充斥着各种桃色事件,关注度毫不亚于其著作)。随着宣传工具的日新月异,作家们变得愈发依赖于商业上的成功,个人的声名在英国文坛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1700年以后,公众对于个体的这种关注也转移至其他甚或不那么光彩的职业人群。在18世纪早期,兴起了一股关注抢劫犯及其他传奇罪犯之生平与事业的热潮。在18世纪20年代,乔纳森·怀尔德与杰克·谢泼德曾激发出大量的歌谣、布道、戏剧以及讽刺作品。此类臭名昭著的人物也曾是约翰·盖伊的风行之作《乞丐的歌剧》的灵感来源之一,这部作品本身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迷恋传奇罪犯的热潮。虽然在1700年左右,已经存在着一种描述知名罪犯的悠久传统,但只有进入了18世纪,那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在能够在自己生前就爆得大名,他们的肖像被作为廉价的印刷品发行,他们的传记既被视为一种教训,也被看作一种传奇。

    还有一种更紧密的联系存在于妓女与女演员不断增长的声名之间,后者最初在英国公开登台是在王政复辟时代。她们两者之间的角色重叠显而易见?!笆率瞪?,大多数女演员都是高级妓女”,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早期一部戏剧中的某个角色曾这样说,“而大多数高级妓女都是好演员”,另一个角色这样回答。正如我们所见,自17世纪60年代开始,女演员就长期公开在伦敦登台。她们的个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而她们也往往通过专门撰写的序幕与尾声亲自与观众交流,以促进这种亲近感。人们同样知晓她们大多生活放荡,无论台上还是台下。这一时期许多知名的情妇,从内尔·格温至多萝西·乔丹,皆是舞台出身。在许多方面,当时女演员的声名都要大大超出妓女与老鸨。但重要的是,她们的成名皆始自同一时期,遵循着相同的方式——从印制肖像画到雇人作传,并且,她们的声名与其性行为密不可分。

    因此,高级妓女的日益知名,乃是18世纪一连串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它是由人们看待声名与恶名的全新态度、新的写作形式、对于舆论之观念转变,以及有关个体身份的重新预设共同造就的。它还体现了一种大众传媒之新形态的出现,私人事务与个人观念可以借此以一种此前难以想象的规模传播。它所具有的持久意义可以从两个对立的方面来解释。

    首先,它使得那些宣传放荡女性的人造物大行其道。这些物品有很多——不论回忆录、轶事、肖像——至少表面上被设计得很逼真。不过,我们若进一步细察,会发现它们多数显然出自男性作者或出版者的编造。对于所有传记而言,一个卖点就在于其宣称所记属实,揭露了知名人士的个人信息与秘密。这些编造出来的记录在风格与形式上如此有吸引力,而其他的资源又非常有限,致使许多现代的史学家,甚至连《牛津国家传记辞典》都经常将其视为真实记载。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记住,18世纪的读者喜欢事实与虚构之间的一种模糊感。某个故事是否属实,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其主旨是为了娱乐与教育。从这一点来看,多数有关高级妓女的作品,无论其形式还是功能都与当代小说没有两样。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18世纪文化的信息,但对于其描述的那位女性,则所喻甚少。对于那些女性,它们一面为其赢得与增大了声名,一面又扭曲与滥用了此种声名,未经过那些女性的同意,它们就将其他人的谎言与幻想加在她们身上。

    不过,在任何社会声名都不仅是一种公众看法与投射的产物,它同样有赖于当事人自身的行为。因此,18世纪对于放荡女性之宣传的另一种解释,即在于知晓那些女性自己在其中所发挥的共谋作用。实际上,她们中的不少人大肆宣传,以建立自己的名声。她们主要通过个人形象、口耳相传、书信抄本的手段在时尚圈为自己造势。不过,知名的高级妓女也积极地借助印刷来把自己推销给更广泛的受众。

    她们采取的一个方式即是出版自己授权的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是她们与当时一些知名的艺术家、雕刻家与出版家合作的产物。我们可以非常精准地确定此种做法的肇端之时。在1759年3月的最后一周,高级妓女基蒂·费舍尔取出了一份报纸广告,她非常恼火自己的形象被那些拙劣的“三流画家”与印刷商长期丑化,这些人将关于她的虚假作品与画像偷偷售卖给公众(印在本章的最前面)。数日后,她去见当时最成功的画家乔舒亚·雷诺兹,他马上着手为她绘制了更迷人的画像,再转化为印刷品流入大众市场。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了一段长期而富有成果的合作关系,因为没有人比雷诺兹更擅长绘制与处理名媛的姿色。从那时起,他为当时知名的欢场女子绘制了很多重要肖像,把她们描绘得光彩照人,并且将这些作品转换为各种形式与尺寸的印刷品发行。跟其他从事于此的肖像画家一样,他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公共形象,并且通过将他的模特捧为名流一起互惠互利。

    也是在这个时代,那些深陷丑闻的女性,第一次发表真实的自传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类作品具有多种目的。它们允许作者给世人展示一幅自己钟爱的画像,并且对自己的敌人指名道姓地羞辱。它们可以从热情的读者与书商那里为作者带来收益。最有利可图的,乃是这种做法可以敲诈勒索作者此前的情人与顾客,以公开其姓名与书信相要挟。此即高级妓女特蕾西亚·康斯坦夏·菲利普斯之系列《自白》的主要目的之一,其1748年一经问世,即迅速获得畅销。同年,蕾蒂西亚·皮尔金顿的《回忆录》出版了头两卷,跟她分居的丈夫随即痛斥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娼妇”。至1800年左右,这种文体已经完全建立起来。当18世纪都柏林最风光的妓女与鸨母玛格丽特·利森发觉自己运势不再时,就显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正如所有试图凭借声誉获利的名人一样,她开始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在历经数年写就、多达数百页的三大卷著作中,她讲述了一切,依据的正是她大量的私人文件、记录与通信。这好似一瓶烈酒。书中必然会叙述她自己如何被人引诱而失去贞操并沦为妓女,同时还穿插着关于她的不少鸨母的记述,其中甚至更为详尽地记录了她如何有如王国内某些最富有与最有权之人的妻子一般生活,上层社会的寻欢作乐,她情人的信件,她所认识的所有名妓的事迹,以及无数性交易与性丑闻的细节。因此毫不奇怪,这部作品“引起了人们最强烈的兴趣”。

    这一进程又伴随着人们逐渐利用性经历作为政治武器。显然,人们很早就利用性丑闻来抹黑政治对手,在18世纪这一手段本身并不算新鲜。不过有三件事是新的。大众舆论如今日益被视为一种合法、重要且无可逃避的政治辩论舞台。这一观念早在1649与1688年革命期间就可以窥见,此后一百年间,它得到了迅猛发展。第二个变化乃是宣传的力量已经远胜从前。在此前的数个世纪,大多数与政治有关的性讽刺只是通过口传或者简短而易逝的讽刺与诽谤抄本的形式传播。如今则形成了一种持续而广泛流通的公共印刷载体,承担起揭发性丑闻的任务。虚构的回忆录、报纸、煽动性的杂志以及讽刺性的印刷品——这一切经常公开或秘密地被用来抨击政客与某个妓女有染或者伤风败俗。

    第三种新事物,乃是性讽刺被日益用于激进的政治目的:不但攻击特定的个人,甚或谴责某个淫乱的宫廷,而且还鼓动人们反对整个腐朽的贵族与君主制度。从1760年开始,扎根在伦敦的法国作家掀起了一股借助诽谤与色情作品来抨击法国教会与政府的热潮。他们中间某些人的动机与其说本于原则,不如说出自贪婪,但他们作品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正如罗伯特·达恩顿与其他研究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所准确指出的,这股诽谤的潮流帮助塑造了法国的舆论,并且严重削弱了王室政府的合法性,不论在1789年之前还是之后。到了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作家与出版家也逐渐采取了相同的手法来吸引广大读者。在乔治王朝时代晚期伦敦激进的下层社会中,反教会与反贵族之色情作品的出版,与争取民主与政治革命的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最不同凡响的,则是由乔治四世那位感情不和的妻子——卡罗琳王后——亲自参与,其他人对其支持或反对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性揭发、敲诈、勒索与宣传丑闻的运动,从1806年(当他还是摄政王)至1821年(当她去世)。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浪荡子,而她则被指责包养自己的情人。他们的对立演变为一场舆论大战,引发了这个国家成百上千的中产与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投入到政治示威游行与激烈争辩之中。每一阶层的政客都在通过每一种印刷媒介对此煽风点火,上至国王与王后,下至格拉布街的潦倒文人。

    卡罗琳王后究竟地位特殊,并且她总是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而到了1800年左右,媒体革命使得那些即便出身低微、公然淫乱的女性,也可以利用她们的性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与商业效果。例如在此前的时代,一个国王的情妇绝不可能想象自己挑战君主的权威,或向公众揭露性丑闻。但如今,此种事情已屡见不鲜。1781年,演员、作家与女权主义者玛丽·罗宾逊——她正好也是当时最知名的妓女之一——公开威胁公布她之前的情人威尔士亲王的书信,直到她获得了一笔五千英镑的“赏赐”和一笔养老金才作罢。1806年,当约克公爵甩掉其情妇玛丽·安妮·克拉克且未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偿时,她同样威胁出版他们两人的生活细节。然后,公众开始知晓她曾在一个贿赂与贪腐的圈子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在公爵对于军队、教会及政府职员之任免中进行非法交易,她还参与组织影子写手炮制小册子来非议王室。最后,她把自己耸人听闻的回忆录印制了一万八千份,并附上公爵给她的情书。结果,她得到了一笔来自政府的巨额赏金作为补偿(一次性给付一万英镑,并为她与其女儿提供养老金),作为交换,她得隐藏这份危险的文本。名妓哈丽雅特·威尔逊做得更绝,她通过敲诈与刺激手段的并举,让自己得到了最大的利益。首先她宣布自己的回忆录即将面世,这给她此前无数的情人带来了恐慌,尤其是国王。接着,她私下给每个人写信,威胁他们若不寄来数百英镑的话就将其曝光。单凭这一招她就把数千英镑搞到了手。随后,她又提前公布了书中包括的那些嫖客之姓名。最终,这部著作分册出版了,赢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又为她带来了数千英镑的收益。它在第一年就发行了三十一版,这还不包括无数盗印、剽窃与伪造的版本。

    因此,在18世纪不仅出现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宣传观,同样出现了一种新的名媛。这类女性并不回避丑闻,她们沉湎于此。当詹姆斯·博斯韦尔1776年第一次遇见他未来的情妇玛丽·拉德时,她已经声名狼藉,并以此为荣?!班?,先生,”当他自我介绍时她叫道,“请坐下——我经常听说您,我们可都是名人啊,先生,您请坐?!闭庵肿晕乙馐?,这种称为公众眼中之名人的自觉,乃是名流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不仅维持着这些成功妓女的生涯,也推动着女性作家与演员的事业。这种公开展露的自信只局限于极少数性独立的女人。保守的评论家则对此口诛笔伐。整个19世纪,它都遭受着持续打压。尽管如此,1700年之后出现的这种自信感标志着女性之性行为的观念与自我表现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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